zing me:参考文苑|孩子能否成功,毅力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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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11月17日报道 (文/米歇尔·博尔瓦)

作为儿童心理学家,我通过研究发现,毅力是头号软技能,它将孩子分成两种:一种是上进心强的,一种是轻言放弃的。研究证实,要预测一个孩子能否成功,毅力比智商更管用。

有毅力的孩子在挫折面前不会轻言放弃。他们认为,努力终将获得回报。因此无论面对何种困难障碍,他们都会保持积极的心态,做事有始有终。

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成为有毅力的人呢?以下九种方法可供借鉴:

1.对抗破坏毅力的四大因素

抗击疲劳:保持规律的睡眠,确保孩子注意力集中。

抗击焦虑:让孩子知道,你的爱是无条件的,并不是建立在成功之上。

抗击基于成果的认同:表扬孩子的努力过程,而不是只关注结果。

抗击望子成龙,期望过高:期望值过高会引发焦虑,而过低又会导致倦怠。稍稍抬高期望值,只略高于孩子的真实水平就行了。

2.犯错是成长的机会

提醒孩子,犯错可以是件积极正向的事情,即便情况并非如他们所预想的那样。接受他们的错误,告诉他们:“搞砸了也没关系,重要的是你努力了。”家长也要承认自己的失误。这有助于让孩子认识到人人都会犯错误。

3.化难为简,设立小目标

教会孩子,把繁杂的大任务分成小的、简单的、更可控的小目标,这有助于帮助孩子一步步建立起信心。

4.庆祝小成功

反复挫败会毁掉毅力,但即便成功再小,也要激励孩子坚持下去,所以要教会他们去欣赏自己的小成就。

5.训练拉长孩子的注意力

如果你的孩子想放弃一项任务,那就在他们的桌上放一个计时器,并根据孩子注意力持续的时间来设定适合的时长。向他们解释,只需要一直保持下去,直到铃声响起。之后可以稍作休息,再重新设定计时器。鼓励孩子看看自己在响铃之前能解决多少问题,他们就会将注意力放在成果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专注将会变得越来越容易。

6.找出“绊脚石”

孩子选择放弃,可能是因为面对挑战找不到解决之道。首先要承认他们确实遇到挫折,并告诉他们挫败感再正常不过。尝试帮他们调整呼吸,或干脆休息一下,小做休整后,再回到问题上,看看是否能够帮他们找出妨碍事情解决的小绊脚石。一旦问题变得明朗,可以训练孩子在遇到困难时,集中注意力找出绊脚石。

7.对孩子的努力给予肯定和表扬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发现,当夸赞孩子聪明时,比如说:“你真聪明!”孩子们不太可能持之以恒。但当夸赞他们努力时,比如说:“你真努力,做得好!”他们就会更有干劲,也更加努力。要培养孩子的毅力,就要适当表扬孩子的努力,而不是表扬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或分数。

8.把“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这样的话当口头禅

负面的自言自语,例如“我不行”或“我不够聪明”,会破坏毅力。帮孩子选择一个简短、积极正向的口头禅,面对棘手情况时可以给自己打气。提醒孩子每天大声重复数次,坚持数天,把这句话刻在心里,直到遇到事情孩子能够发自内心脱口而出。要让他们知道:“不必苛求事事完美。但只要不断努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9.放手吧,让孩子自己想办法

家长绝不要替孩子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每当你修正孩子的错误或为他们做事时,孩子对你的依赖就会增加,从而失去培养毅力的机会。如果孩子能独自完成任务,就选择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做。要允许孩子去闯荡,去拥抱那种成就感。(文怡译自10月22日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原题为《育儿专家:孩子是否能成功 毅力排第一 智商排第二》)

参考消息网11月17日报道 (文/坦普尔·葛兰汀)

你向一个孩子提出的最无用的问题之一是,你长大后想做什么?较有用的问题是:你擅长什么?但学校没有给孩子们足够的机会去寻找答案。

作为一名畜牧学教授,我有大量机会观察年轻人是如何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开展进一步研究并进入职场的。作为一名视觉化思考的自闭症患者,我经常思考教育为何不能满足我们形形色色头脑的需要。我们正将学生置于一套一刀切的课程中,而不是培养我们国家需要的建筑工、工程师和发明家。

回到我上学的上世纪60年代,劳技课是我一天中的重头戏。木制工作台以及钉板上整整齐齐挂成一排的手弓锯、锤子、钳子、螺丝刀和打蛋器仍历历在目。我也喜欢家政。虽然我是个假小子,但我喜欢做各种各样的手工。我如今还在使用那时学的刺绣、缝纫和测量原料等技能。

如果你是上世纪90年代或更晚上的公立学校,你可能不记得有这些课程。这些课程从那时开始被取消了。

学生需要更多地接触日常事物的运转方式以及制造这些东西的方式。在数学教学中,这一点最为明显,我们坚持一种刻板的方法:这种方法奖励那些“懂了”的人,而给其他人——包括那些拥有我们未来最迫切需要的那种头脑的人——带来一种深深的失败感。

我4岁才开口说话,8岁才开始阅读,此后才开始接受大量语音辅导。世界不是通过句法和语法来到我身边的,而是通过图片,一系列相关可视教具,就像我在浏览谷歌图片或在Instagram和TikTok上看视频一样。

我在低年级学习的传统算术对我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可以把它与现实世界的事物联系起来。后来,当我学习如何设计时,算出圆面积对确定液压缸和气缸的大小等实际任务至关重要。例如,我可以通过将悬索桥上的缆绳可视化来做三角函数。但代数不是。

10年前,政治学家安德鲁·哈克撰写的文章《代数是必要的吗?》犹如一枚重磅炸弹落在教育界。哈克抨击学校对代数的坚持不懈,指出在学校教的数学与人们在工作中使用的数学完全不同。哈克写道:“让数学成为必修课阻碍我们发现和培养年轻人才。为了保持严谨性,我们实际上正在消耗我们的人才池。”

他并不主张放弃基本技能或数量方面的技能,我也不主张放弃。数学是重要的。但存在不同种类的数学、不同种类的学习者以及不同种类的现实世界应用。问题在于,哪些将帮助学生沿着其职业道路走下去。

尽管我在学校中历经挣扎,但我对自己所受的教育心存感激。我的成功离不开一块又一块基石。没有什么是轻易或很快就获得的。首先,是学习如何阅读这项艰苦工作。然后,是不想离家去寄宿学校,但在那里,我发现门向我打开了。我照顾马厩和马匹,得到的奖励是骑马,这巩固了我对动物的终身热爱。一位理科教师凭直觉认为,我的思维方式与其他人不同,他让我做一些在视觉上具有挑战性的科学实验,比如建造一座艾姆斯小屋——一个制造错觉、让人觉得尺寸相同的物体大小不同的房间。

珍视我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因为它造就了我。

没有两个人有同样的智力,连同卵双胞胎都没有。然而,我们仍坚持以同样的方式对人们进行测试和教育。我们不需要美国人在代数本身方面表现得更好。我们需要能够建设和维修基础设施、彻底改革能源和农业、研发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子孙后代。我们需要在成长过程中充满想象力的孩子去想出应对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的办法。如果学校辜负了他们,也就辜负了我们所有人。(裘芳译自10月6日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原题为《反对代数》)

参考消息网11月12日报道 澳大利亚“对话”网站近日发表题为《简·奥斯汀早期的中国译者是如何被19世纪英国饮食的奇特之处难住的?》的文章,作者是英国斯特林大学高级讲师李赛红以及英国索尔福德大学的威廉·霍普。全文摘编如下:

简·奥斯汀的作品享誉全球,但直到1935年《傲慢与偏见》两种不同译本出版前,它们在中国无人知晓。如今,奥斯汀的小说越发受到欢迎,已经多次出版中译本——尤其是《傲慢与偏见》被重译了约60次。

译者既要保持对原文的忠实,又要保证翻译通顺流畅,内容丰富,这是富有创造性的平衡。奥斯汀作品译者一项有趣的任务是,如何描述一系列宴会上有特色的19世纪英国食物,而这些宴会上的社交互动揭示了人物的性格。

mince pie是“肉饼”还是“包子”

我们认为这点引人入胜,于是分析了1935年以后奥斯汀作品的一系列中文译本,以评估奥斯汀时代饮食文化翻译的效果。结果显然是矛盾复杂的。

在小说《傲慢与偏见》中,班纳特太太将自己教养女儿的方式与邻居夏洛特·卢卡斯的教养方式进行了对比——卢卡斯要帮着家里做“肉饼(mince pie)”。这种内有水果、肉或蔬菜的面点难以向中国读者表述,因为它与中文里的“饼”很少有相似之处。中国的饼以小麦面粉为基础,类似于英语中的小面包干、饼干或薄饼。

尽管早期这种面点里有肉,但随着英国进口更多的糖,它们在18世纪变得更甜,放了更多水果。然而,中国译者以不同方式表述这一面点,包括“肉排”、“包子”和“肉派”等,表明翻译错误或使用中国对等物等翻译策略。

在1937年至1945年日本侵华期间翻译的两个译本中,这种面点被译成了“肉排”和“包子”。

在小说《劝导》中经常提到圣诞节。在奥斯汀笔下,19世纪初的圣诞大餐上有“腌肉冻和冷馅饼(brown and cold pie)”。腌肉冻来自猪头和骨头上的肉,经腌制、煮熟后冷却而成。

几十年来,中国的译者也一直在努力表述这种食物。有人笼统处理为“各种各样的圣诞糕点和其他食品”,有人勉强翻成“猪肉”或“腌猪肉”,还有人把这种食物翻译为“棕色”。

从“喜饼”到“结婚蛋糕”

这些年来,中国对西餐越发熟悉,这促使人们以更加全球化的方式翻译食物。

“蛋糕(cake)”就是例证。在《爱玛》中说起蛋糕时提到伍德豪斯先生的“胃消化不了油腻的食物”。然而,“月饼”、“喜饼”等中国特色的“蛋糕”与英国的“蛋糕”明显不同。“喜饼”曾是奥斯汀文中“结婚蛋糕”的归化译法。

“喜饼”是由面粉制成的小圆饼,撒有芝麻,内含白糖。它们外有象征幸福的图案,并用红绸带包装装饰。两千年来,喜饼一直是中国结婚仪式上的美食,而西式结婚蛋糕在中国还是相对新鲜的事物。尽管如此,在近期的译本中,译者使用了新创造的国际化译法“结婚蛋糕”。

奥斯汀在作品中不时提到奶酪,例如在《爱玛》中,埃尔顿先生描述了一顿饭中有“斯蒂尔顿干酪(Stilton cheese)、北威尔特郡乳酪、黄油、芹菜、甜菜根和种种甜点”。由于文化差异,这样的说法对中国译者来说是个难题。

英国生产约700种奶酪,但由于很多中国人乳糖不耐受,这种食品在中国不那么普遍。在这方面,意思的缺失和误解干扰了译者的工作。在某些译本中,斯蒂尔顿被称为“县”。

尽管有几名译者试图描述斯蒂尔顿干酪的特点(比如其“干硬的”质地),并使用音译来翻译一些原产地地名,但大多数中国读者仍无法达到英国读者对作品的理解程度。

虽然译者让中国读者得以一窥英国此前的社会文化习俗,值得称赞,但他们的翻译策略有时未能将奥斯汀时代的饮食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联系起来。翻译的未来——以及所有领域的相互理解——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跨文化伙伴关系。在一个再次趋向全球地缘政治孤立主义的时代,我们希望文化交流仍将是推动跨国合作的重要渠道。

参考消息网11月11日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11月3日刊登题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以色列东山再起的领导人》的文章,作者是拉菲·贝格。全文摘编如下:

2021年6月,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连续担任总理12年后被赶下台。当时观察人士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他的批评者则谈论一个崭新的黎明。

然而,内塔尼亚胡本人却目空一切地说:“我还会回来的!”

果然,他只是相对短暂地离开。不过才一年多的时间,内塔尼亚胡就在选举中令人信服地获胜,颠覆了新的政治格局。

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右翼利库德集团这位现年73岁的领导人似乎推翻了他的中左翼对手亚伊尔·拉皮德,而此前内塔尼亚胡下台正是拉皮德一手策划。

他戏剧性的东山再起会坚定其支持者的信念:“国王比比”在政治上是不可战胜的。

如计票结果得以证实,作为以色列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将创纪录地赢得5次选举、6次出任总理,超过该国74年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位总理。

塑造“国家保护者”形象

内塔尼亚胡之所以取得无可匹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为自己塑造的形象:最能保护以色列免受中东敌对势力伤害的人。

他对巴勒斯坦人采取强硬路线,只要谈到和平就把安全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并一直警告说伊朗对以色列构成生存威胁。

但笼罩其政治成就的是乌云般仍未了结的刑事审判:涉嫌贿赂、欺诈和背信,而他坚决否认这些指控。《以色列时报》称其“能引发超级分裂”,反对者认为以色列民主本身就受到他的威胁。

内塔尼亚胡1949年出生于特拉维夫。1963年,他的父亲、著名历史学者兼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本齐翁获得美国的学术职务,举家搬到美国。

18岁时,内塔尼亚胡回到以色列,在军队中度过5年辉煌岁月,成为精锐突击部队“总参侦察营”的队长。1972年,巴勒斯坦好战分子劫持的一架比利时客机降落在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在突袭行动中受伤;1973年,他参加了中东战争。

1976年,内塔尼亚胡的哥哥乔纳森·内塔尼亚胡率领一个突袭小队前往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营救被劫持客机上的人质,结果在行动中身亡。他的死对内塔尼亚胡家族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名字在以色列成为传奇。

内塔尼亚胡建立了一个纪念他兄长的反恐研究机构,并于1982年成为以色列驻华盛顿代表团的副团长。

政治生涯跌宕起伏

一夜之间,内塔尼亚胡的公职生涯开始了。他英语流利,美国口音明显,是美国电视上的熟悉面孔,也是以色列的有效宣传者。

1984年,他被任命为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

1988年,内塔尼亚胡回到以色列,在议会中为利库德集团赢得席位,并出任副外长。

他后来成为利库德集团主席,又在伊扎克·拉宾遇刺后于1996年提前举行的大选中成为首位直接选举出的总理。当时内塔尼亚胡还是以色列最年轻的领导人,也是首位生于以色列1948年建国之后的领导人。

尽管内塔尼亚胡曾激烈批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1993年签署的奥斯陆和平协议,但他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希伯伦80%的土地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并同意从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进一步撤出,这令以色列右翼大为光火。

1999年,内塔尼亚胡提前17个月举行选举,却被以色列工党领袖埃胡德·巴拉克击败,因此失去总理职位。

内塔尼亚胡辞去利库德集团领导人职务,由阿里埃勒·沙龙接任。

对巴勒斯坦态度强硬

2001年沙龙当选总理后,内塔尼亚胡重返政府,先是出任外交部长,然后出任财政部长。2005年,以色列撤出已占领的加沙地带,他辞职以示抗议。

2005年,沙龙——就在一次严重中风使他陷入昏迷之前——与利库德集团分道扬镳,成立了新的中间派政党前进党。于是内塔尼亚胡的机会又来了。

内塔尼亚胡再次赢得利库德集团的领导权,并于2009年3月第二次当选总理。

他同意将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建设暂停10个月,这一史无前例的做法使得与巴勒斯坦人的和平谈判成为可能,但谈判在2010年底破裂。

尽管2009年他曾公开宣布将有条件接受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共存,但后来立场又强硬起来。他2019年接受以色列一家电台采访时说:“巴勒斯坦国不会建立,不会像人们谈论的那样。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在内塔尼亚胡2009年重新执政前后,巴勒斯坦的袭击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反复让巴以在加沙地带及其周边陷入对抗。

2021年5月爆发了12年里的第四轮巴以冲突,因此反对内塔尼亚胡的政党暂时叫停将他赶下台的行动,而此前以色列已经举行一连串没有结果的选举。

与美关系时好时坏

尽管在冲突期间以色列得到了最亲密盟友美国的支持,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的关系非常棘手。

2015年3月,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警告美国不要在与伊朗就核项目谈判时达成“糟糕的协议”,双方关系坠入低点。奥巴马政府谴责内塔尼亚胡的这次访问干涉内政、具有破坏性。

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美国和以色列政府的政策更加协调一致。一年内特朗普就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这让内塔尼亚胡在政治和外交上打了漂亮一仗。

此举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引发愤怒:1967年中东战争以来以色列占领了东耶路撒冷,而阿拉伯世界支持巴勒斯坦对东耶路撒冷的主权要求。

2020年1月,内塔尼亚胡称赞特朗普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制定的蓝图是“世纪机遇”。但巴勒斯坦拒不接受,斥之为一边倒且强加于人。

在伊朗问题上,内塔尼亚胡也与特朗普看法一致,他欢迎特朗普2018年退出伊朗核协议并恢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然而,在内塔尼亚胡祝贺乔·拜登赢得2020年11月的总统选举后,特朗普对这位以色列领导人出言不逊,指责他不忠。

2016年后,内塔尼亚胡腐败调查缠身,最终于2019年11月在3起案件中被控受贿、欺诈和背信。

据称,内塔尼亚胡收受富商礼物,并为争取更多正面报道而大施恩惠。

他否认自己有不当行为,称自己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这些都是对手出于政治动机策划的。他于2020年5月出庭受审,成为在任总理受审第一人。

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他获胜。

在出口民调显示他即将获胜后,内塔尼亚胡对兴高采烈的支持者说:“我们赢得了以色列人民巨大的信任票。”

对于他的政治基本盘来说,内塔尼亚胡归来标志着又一个崭新黎明的开始。

参考消息网11月11日报道 西班牙《辩论报》网站10月16日发表题为《白金汉宫不那么光鲜的另一面》的文章,作者是费尔南多·普拉多。全文摘编如下:

在我们今天看来,白金汉宫是英国君主制的具象物和核心,但它并非一向如此。起初,这座宫殿是白金汉和诺曼比公爵约翰·谢菲尔德的伦敦住所,而后被国王乔治三世买下,作为他的妻子夏洛特王后的府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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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年,威尔士亲王即位为乔治四世后,决定对这座府邸好好规划一番,并委托他器重的设计师约翰·纳什将其打造成一座具有法国新古典主义风格、足以媲美欧洲大陆各国君主宫室的宫殿。

1830年,白金汉宫发生了两件大事:乔治四世去世,他的弟弟威廉四世继位;时任首相惠灵顿公爵将纳什轰走,当时后者的改造预算已经翻了两番,达到近100万英镑。

威廉四世选中建筑师爱德华·布洛尔来完成剩下的工程。他比纳什要精打细算得多,做事勤恳,虽然不负所托,但缺乏想象力。

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搬进白金汉宫,这座建筑也就成为英国王室的府邸。

其时,这座基于审美而非实用目的的建筑存在各种问题。厨房采光不足、通风不畅,没有食品储藏室,贯穿其下的下水道臭气熏天。为了给宫殿供暖,需要大量火炉,不料管道常常泄漏和堵塞,烟雾铺天盖地,随处可见清扫烟囱和运送燃料的工人。整个宫殿约有50个厕所,但能用的没几个。一些房间配备浴室,却没人想到要装水龙头。

宫殿本身则由四个不同的部门管理,分别是内侍处、兵马处、大总管处和木材与工程处。大总管处负责火炉和厨房的燃料供给,并提供照明耗材,但无权将其运入宫中,也无权点燃(由内侍处决定),兵马处掌管烛台。窗户朝外一面由内侍处清洗,朝内一面则由木材与工程处清洗。如此乱象之下,腐败现象猖獗。

直至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到来,他从女王那里获得绝对的权力,下令进行重组,其力度之大使他得罪了所有既得利益者。在这之后,阿尔伯特亲王下令建造一座新的建筑,将院子围起来,也就是现在宫殿的主立面。

参考消息网11月11日报道 美国《理性》月刊11月号刊登题为《美国选举一团糟,而且历来就一团糟》的封面文章,作者是埃里克·贝姆。全文摘编如下:

这是一场以前从未有过的总统大选。

竞选期间,一名候选人被指利用政治关系谋取私利,而他的对手则被指精神状态不适合担任公职。欺骗选民、恐吓和企图剥夺公民权的指控你来我往,这种情况在选举没有立即产生明确的赢家后变得更糟。

在4个州举行的关键选举投票中,败选的候选人提出异议,而他的支持者则提出一个疯狂的计划,要向国会提交另一批选举人名单,甚至有人呼吁临时调动民兵,向华盛顿进发。在选举结束数周后,国会最终解决了争端,宣布胜者,但由于担心会发生更多暴力事件,就职典礼在非同寻常的情况下举行。

目睹这些混乱事件发生的观察家们肯定会忍不住反思美国实验是否岌岌可危。这个国家能否经受住又一次这样的选举,还是它预示着美国要解体,甚至是迎来另一场内战?

哦,你以为我是在描述2020年总统大选的混乱事件?不是的。这是1876年的选举,最终拉瑟福德·海斯就任美国第19任总统。他不仅输掉了普选,而且一开始似乎也输掉了选举人票。这场选举很可能仍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总统竞选。

这并不是要淡化最近一次总统大选后出现的事件的重要性。2021年1月6日,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以及特朗普及其下属曾试图哄骗所有人去推翻选举结果,这些对美国的健康发展而言才是令人深感忧虑的迹象。

但历史提供了背景。历史也可以成为一种指向。如果说美国的政治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政党和候选人为了获得权力将无所不为。特朗普及其亲信并不是第一批对美国选举制度挥舞锤子的疯子,可能也不会是最后一批。

欺诈把戏广泛存在

1876年的总统之争并不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争议的选举,也不是第一次被欺诈选民和其他犯罪行为等指控所破坏的选举。

最臭名昭著的选举争议之一涉及美国的两位开国元勋。1792年的纽约州州长选举是一场几乎今天无法想象的摊牌。联邦党提名在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对阵在任州长乔治·克林顿。第一次清点选票时,杰伊似乎获胜了。但是,当州议会开会确认选举结果时,来自3个县的选票因为技术细节的原因被取消了资格,克林顿靠区区108票的优势获胜。历史学家约翰·史迪威·詹金斯在1846年出版的《纽约州政党历史》一书中写道,克林顿后来“被指责为篡位者”。

事实上,美国历史的最初几年充斥着这种选举的鬼把戏。还有黑帮经常恐吓竞争对手和塞满投票箱,用威士忌或食物收买潜在选民,暴力活动则司空见惯。1854年,爱尔兰天主教徒约翰·凯利组织了一个由造船工人和消防员组成的黑帮,袭击了伊丽莎白街和格兰德街交界的投票站。他们销毁了标有凯利对手的选票,确保“诚实的”凯利以微弱优势获胜。

到了1876年,这些选举的鬼把戏日臻成熟。两党都有广泛的欺诈行为。

民主合法性的基石之一是输家接受结果。如今,即使是明显落败的候选人有时也会拒绝这样做——其中包括特朗普,他还在声称自己在2020年获胜。但与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其他许多方面一样,其拒绝公开承认选举结果的做法不过是数十上百年来形成的一种趋势的完美缩影。

划分选区赢者通吃

牛津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史密斯在2016年一篇颇有先见之明的文章中说:“美国人从来就没有对自己的选举制度感到满意的时候。这种担心是逐渐形成的,即感觉到选举制度的透明是一个骗局,总有某个人在某个地方操纵着制度,欺骗‘真正的’人民,谋取合法统治。这些指控几乎总是与这样一种想法有关,即有一群选民非常软弱或得过且过,甘心成为某些幕后权力掮客的走卒。”

当然,幕后的权力掮客确实存在。有时候,他们真的在密谋对付我们其他人,其手段是党派操纵下的重新划分选区(指的是每10年一次重新划分国会和立法机构选区的过程)和限制政治竞争的“选票列名法”(指的是各州关于哪些人或哪些政党的名字有资格被印制在选票上的法律)等手段。

由于共和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共和党在上一轮重新划分选区时控制了绝大多数州议会。他们充分利用这一优势。2014年,共和党人小心翼翼地划分了几个选区以使自己获胜的几率最大化,从而拿下了北卡罗来纳州13个国会选区中的10个。这些结果——以及在像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这样的共和党州也取得了类似结果——引起媒体的广泛谴责,促使一些州启动重新划分选区的改革努力。

但没人注意到的是,在同一次选举中,尽管只赢得了全州59%的选票,但民主党人也拿下了马萨诸塞州所有9个国会选区。

随着两党都变得越来越擅长挑选选民,把对手的选民打包进尽可能少的选区,选举的竞争性也变弱了。在最新一轮重新划分选区后,只有60个国会选区(共有435个)在2020年大选中是以不到8个百分点的优势被拜登或特朗普拿下的。一党控制下的选区的候选人几乎没有任何吸引中间选民的政治动机,他们很可能从顺应两极化政治中获益更大。

选票列名法也有类似的目的。其结果是惩罚那些希望把候选人与民主党以及共和党的候选人并排放在一起的外来党派。

缺乏真正的竞争和没有一个可以放大边缘声音的初选制度,把每场重要的选举变成两个可憎的候选人之间展开的一场赢者通吃的较量。

选举更像是游戏

由于选票上没有太多有意义的选项,选民们越来越倾向于不是去选择领导人,而是对对手发泄不满。如果选民的动机主要是担心对手掌权后会对他做些什么,那么为阻止这种结果发生而做点什么就变得很合理了。这意味着任何事都可能发生,比如说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和袭击国会大厦。

美国的民主从本质上说就是视情况而定的。其合法性并非建立在纯粹的多数人的愿望——即人民的意愿——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制度本身的完整性之上。如果官员们在北卡罗来纳州或俄亥俄州划出不同的选区,在相同的地方投出相同选票的选民就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算不算神奇地改变人民的意志呢?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选举更像是游戏。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是灵活的。

眼下,共和党人控制着大多数州议会。民主党人控制着国会。每个政党都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选举,就像美国政党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不仅选举越来越政治化,选举规则也越来越政治化,这只会加深美国政治的不信任和偏执。

一些国会议员正集中精力解决2021年1月6日差一点脱轨的问题。7月份,9名共和党人和7名民主党人提出了《选举计票改革》和《总统过渡法》。这可能会有所帮助,但如果美国的一个主要政党围绕着这样一种理念——即唯一合法的选举就是其获胜的选举,那么这一制度可能就无法幸存。

对选举程序的微调永远不会消除一直推动美国政治朝着越来越非理性方向发展的怨恨和偏执,追求政治权力的阴暗面永远不会消失。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修补制度中存在的裂痕来减少阴暗面造成的可能破坏。

参考消息网11月11日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经过对一名被关押在印度且具有印度和美国双重国籍的艺术品走私贩长达10年的国际调查,纽约法院10日将价值340万美元的被盗且走私的192件艺术品归还给了巴基斯坦。

报道称,两年来,纽约州司法部门开展了一项大规模活动,将在世界各地被盗且最终落入大都市博物馆和画廊的文物归还:从2020年至2021年,至少有700件被还给了包括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埃及、伊拉克、希腊和意大利在内的14个国家。

曼哈顿地区州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10日在一份公报中宣布,已在巴基斯坦驻纽约总领事馆举行的仪式上向巴基斯坦人民归还了192件艺术品。

据报道,在这些艺术品中,有187件是经由拥有印度和美国双重国籍的前曼哈顿艺术品交易商苏巴什·卡普尔走私的。

报道称,10年来,卡普尔一直都是美国司法机构一项被命名为“隐藏偶像”的大规模调查的目标。他于2011年在德国被捕,被送回印度,并一直被关押在那里,上周,他再次受到这个南亚国家的审判,并与另外一名被告被判处13年监禁。

据报道,卡普尔2019年与另外7人一起在新德里被纽约法院指控“密谋走私被盗艺术品”,他对此一直否认。

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说,“苏巴什·卡普尔曾是全球最活跃的艺术品交易商之一,我们已追回了被其网络盗走的数千件艺术品”,他承诺要“继续起诉卡普尔和他的同伙,让他们承担责任”。(编译/卢央央)

参考消息网11月7日报道 据法新社7日报道,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人口将在11月15日达到80亿。专家认为,与其担心人口过多,不如将焦点放在最富有的一群人过度消耗地球资源的问题上。

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卡内姆说:“80亿人,这对人类来说是重要里程碑。”她对人类寿命延长,以及孕产妇和儿童死亡人数减少表示欢迎。

卡内姆也注意到,可能不是所有人对全球人口将达到80亿表示欢迎。她说:“有些人对世界人口过多感到担忧。我认为不应对此感到担心。”

据报道,联合国数据显示,1950年全球人口25亿,达到80亿意味着增加两倍多。

报道称,由于预期寿命提高和育龄人口增加,联合国预计到2030年全球人口将增长至85亿左右,2050年达到97亿,本世纪80年代达到约104亿的峰值,并保持这个水平到2100年。

不过报道指出,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2020年的一项研究推算,全球人口2064年将达到峰值,但到不了100亿,到2100年将减少至88亿。

参考消息网11月7日报道 西班牙《国家报》网站11月6日刊发题为《埃及和印度尼西亚变更首都:气候变化使特大城市不宜居住》的报道,作者系记者米格尔·安赫尔、马克·埃斯帕尼奥尔和博内特·拜伦,全文摘编如下:

1950年,全世界只有两座特大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的——东京和纽约;今天已经有33座——其中许多读者听来并不熟悉——而且在30年内其数量将接近50座。气候变化,伴随着气温的升高和随之而来的极端气象,恶化了特大城市的生活条件,使这些城市越来越不宜居住。事实上,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等国已经在从零开始建设新的首都,以便将其政府和官员转移到其他更宜居的地方。

这些特大城市大多位于非洲、中东和南亚,正是受全球变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西班牙经济与和平研究所的生态威胁报告说:“最不可持续的城市是金沙萨、内罗毕、拉各斯、达卡、巴格达、拉合尔、加尔各答和新德里。此外,到2050年,这些城市的人口也将增加50%。”该报告分析了各种变量,例如饮用水获取、自然灾害、人口增长和粮食安全。

该报告还表示:“加上严重的环境污染、恶劣的卫生条件、极端天气、高凶杀率等,这些城市将变得无法居住。”该报告估计,那些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和内罗毕的人口将在30年内翻一番,而金沙萨、拉各斯和喀土穆在此期间人口将增长80%。

专家指出:“气候变化对特大城市的影响比对小城市的影响更大。例如,在高温方面,因为在高速建设的环境中且绿地较少,会产生热岛效应,热量吸收更高。这意味着在热浪中,大城市的中心温度可能比外部高出三到五度。”(编译/苏佳维)

参考消息网11月6日报道(文/妮尔·柯克萨尔) 在英国普雷斯顿的一家咖啡店里,彬彬有礼能给你省钱。这家咖啡店的老板奥斯曼·侯赛因发明了一种特别的定价机制。他家卖的印度奶茶(南亚的一种红茶在牛奶里煮到火候)的价格取决于你点单时的态度有多友好。

店里竖着一块提示牌,上面写着如果你点单的时候充满善意,讲出“您好”和“请”,那么一杯奶茶的价格是3英镑。如果只说了其中一个词,那么价格是4.6英镑。但如果你直愣愣地点单,价格将是8英镑。

插图(视觉中国)

若客人走进店里,低头点单,没有任何眼神交流,只说了“一杯奶茶”,那么店员会示意旁边的提示牌,询问“是否重新点一遍?”这时客人通常会抬起头来,瞧一眼提示牌。有意思的是,他们会开始活跃起来。

有了这个定价办法后,店员再也不用苦恼如何与顾客和谐相处。其实面对每位顾客,咖啡店最后都没多收钱。对奥斯曼·侯赛因来说,这很值得。

我们每天都来去匆匆,从早忙到晚,有时正经历着人生的黑暗时刻,所以我们会忽略周遭的人和事,忘记怎么与人打交道。这样小小的举动,可以唤醒人们的善意和友好,为社恐的人打开一条“破冰”之路。

在美国、法国和加拿大也早有这样的咖啡馆。这种善意的点子跨越文化传播,正是因为善意应该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

你永远不知道眼前的人为何态度如此冷漠,但是这个点子可以帮助他们卸下心防。(张伊宇译自10月21日加拿大广播公司网站,原题为《这家英国咖啡馆,讲“您好”和“请”会打折》)

参考消息网11月5日报道 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网站10月14日发表题为《澳大利亚与中国共同的历史》的文章,作者是安杰拉·莱曼。全文摘编如下:

在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的村镇,“鸡和孩子们奔向四面八方”。戴维·沃克和李尧的新书《一起快乐:在澳中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讲述了一个重要而感人的故事,那就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中找寻共同的经历——不管是“鸡和孩子们”,还是对共同当务之急的更大愿景。

在某种程度上,《一起快乐》讲述的是一名热衷于了解中国的澳大利亚人与一名同样热衷于了解澳大利亚的中国人之间的友谊。两位同龄人出生在完全不同的环境和社会,他们的关系基于倾听、学习和寻求更好地了解对方。

另一方面,该书同样讲述了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历史包袱。中国人的生活与保守的南澳大利亚人的生活交织在一起,为两国国家故事的相互联系提供了精确的例子。

李尧是推动中国对澳大利亚文化和历史理解的重要人物,他为一代中国读者翻译了各种各样的澳大利亚经典著作。李尧的合著者戴维·沃克则是澳大利亚研究中澳关系的著名历史学家之一。沃克对中国人民、文化和历史有着深入的了解。他此前的著作包括《焦虑不安的国家: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崛起(1850年-1939年)》和《搁浅的国家:亚洲区域的白人国家澳大利亚》,这两部作品都审视了澳大利亚在地缘政治中对中国根深蒂固的恐惧和不信任的历史,以及这种情绪所扮演的角色。

沃克和李尧合著的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这种分歧,并为那些试图展望澳中关系未来的人提供了三点重要经验。

首先,《一起快乐》强烈建议读者寻找他们共有的历史和经历。生活由旅行和变化塑造,不管处于何种境地,普通人困于历史、移民、养家糊口和安身立命的网络之中。这些人类旅程的共性,与媒体和政策说辞相比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反差,后者倾向于将澳大利亚人与中国故事区分开来。

第二,这本书还直言不讳地提醒了人们中国人民在近代史上曾经历的痛苦、耻辱和创伤。通过描述一个家族自19世纪以来的历史,读者们看到了关于饥荒、战争、日本占领的恐怖以及为生存而抗争的日常生活元素。这些故事帮助我们了解当今中国的现实,这种现实是由其创伤和动荡的过去所塑造的。

第三,大学为真正的文化交流与理解提供了平台。《一起快乐》强调大学是“进行”文化交流和“发展”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竞技场。《一起快乐》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本体论产品和软实力生产者的例子,是由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大学推动的。

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开展研究合作和国际学生流动的场所——在促进了解两种文化的共同经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作者还总结了中国人和西方人看待世界的深刻差异。

澳大利亚和中国不同的脆弱性,双方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模式,使得制定教育计划对两国而言至关重要,这将使学生能够学习对方,理解对方为什么以及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一起快乐》是中国和澳大利亚合作的故事。这是一本讲述同理心和理解的书,是一本认识到将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作为澳大利亚和中国建立富有成效和持久关系的平台的书。正如沃克和李尧所言:倾听既是一种礼貌行为,也是一种学习方式。我们却常常做不到这一点。

参考消息网11月4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近日发表题为《重读二战》的文章,介绍了四本关于二战历史的新书。全文编译如下:

讲述一位高级指挥官如何指挥战争的优秀作品在书架上永远有一席之地。资深海军历史学家克雷格·西蒙兹的新作《战争中的尼米兹:从珍珠港到东京湾》就是这样一本书。

西蒙兹聚焦切斯特·尼米兹上将的一些显著特点。

首先,尼米兹具备一种令人羡慕的能力,可以冷静耐心地和各种人共事。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数周后,他到珍珠港担任指挥官,对司令部惶恐的工作人员说:“我完全信任你们的能力和判断力。”然后,他跟每个人握手。

他还有权衡模糊数据的能力,这大概使他克服谨慎的天性去冒一些险。1942年,他在珊瑚海和中途岛附近的“赌博”都取得成功,打赢了两场重要的海战。

战时似乎流行这种思维方式。地球另一端,詹姆斯·加文在第一场战斗前思索死亡。他在战时日记中写道:“我将承担可以预计的风险。”加文是那个时代最有趣的陆军将领之一。他在孤儿院生活过一段时间,八年级辍学,入伍后通过努力学习进入西点军校,36岁升任准将。

《战争中的加文:詹姆斯·加文中将的二战日记》就像一幅生动的自画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战友和自己的军队持怀疑态度。他在1945年写道:“我们的炮兵很了不起,空军也不错。但步兵糟透了。每个人都希望活到老年。”

那些可怜的步兵很可能不同意。在《一名机枪手的战争:在二战中跟随第一步兵师从诺曼底直至胜利》这本新书中,欧内斯特·安德鲁斯讲述了自己如何作为一个不知名的步兵努力战斗并生存下来。

1944年6月6日,从田纳西州查塔努加高中毕业仅一年的安德鲁斯准备在奥马哈海滩登陆:这是盟军登陆法国的行动之一。他在诺曼底登陆的第一天,就看到两名背着重负的士兵试图从船上爬下来,结果却落入波涛汹涌的大海,其中一人再也没出来。

出乎意料的是,他经历的最艰苦战斗不是在诺曼底,而是在后来部队逼近德国的时候。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战斗之夜,一道闪电突然照亮两名德国士兵,他们就在6英尺(约合1.8米)开外,正准备杀死他。他开枪把两人都打死了。天亮时分,他转过身,看到身后的水泥墙有数百个小弹坑,都是敌人向他发射的子弹。

一次战斗结束后,安德鲁斯注意到一名从前线押送过来的新俘虏。安德鲁斯羡慕这个人:“看着他作为战俘被带到后方,我心想,他多幸运啊,再也不用打仗了。”

这个德国俘虏大概是二战期间被俘的2000万军人当中比较幸运的人之一。他们被囚禁的关键事实是:不同的地方,情况相差很大。

正如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鲍勃·穆尔在《战俘:欧洲(1939-1956)》中描述的,当战俘的最佳地点是加拿大,那里的德国军人有啤酒厅、足球场和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一项医学调查发现,在某个加拿大战俘营,战俘们10个月平均增重5.4公斤。

穆尔的叙述完整但枯燥,这在处理被一些影片(尤其是《大逃亡》和《战地军魂》等影片)浪漫化了的战俘营时反而是好事。他引用的数字令人难以置信。在二战期间德军俘虏的570万红军中,有330万人在囚禁中死亡。

因此,事实再次证明,二战确实还有更多值得说的内容。不幸的是,许多内容都强化了一个惨痛教训:人类相互虐待的方式难以尽数。

参考消息网11月4日报道 你好,忧伤。他们或许没读过弗朗索瓦丝·萨冈的书,但至少在经受同样的痛苦。一段时间以来,网红们的主页发布了很多自身越来越痛苦的视频和其他故事。2021年2月,法国一家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机构指出,网络暴力比去年增长了57%。不出所料,那些靠自己的形象和隐私谋生的人最先沦为这个人人躲在屏幕后的数字世界里的靶子。

插图(视觉中国)

最近,拥有200多万粉丝的YouTube博主莱娜对这份职业的运作敲响警钟。退网数月后,莱娜谴责她日常收到的大量辱骂和威胁。她的这句话也颇有代表性:“受到的关注越多,就越孤独。”

失控的仇恨让人警醒,甚至有时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逼人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像在YouTube拥有近12.7万粉丝的马娃,在经历数月骚扰后于去年12月自杀。还有在Instagram有410万粉丝的尼斯,今年5月被成名带来的负面影响压垮了。

心理学家、社交网络问题专家瓦妮萨·拉洛认为,这股仇恨的主要原因在于粉丝与网红之间的“认知失调”。网红往往让我们在面对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时产生沮丧,这驱使我们去爱他们,特别是“羡慕他们”,但无法由衷支持他们。这样一来,仇恨莫非是这个行业固有的一部分吗?“当然。”这位专家回答说,“这就是过度曝光法则。然而,网红基于自身形象和代表的意象,成为他人追逐欲望的对象。因此,当网络骚扰十分猛烈时,自我就会被彻底压垮。”

斯塔蒂斯塔调查公司关于该问题的一项研究显示,2021年1月,法国有近4960万人使用社交网络,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这么难理解这份工作?

拉洛说:“Instagram是15岁到35岁这代人的。在这个年龄段之外,大多数人看不起一个人通过这种载体赚钱的想法。在他们的头脑中,这不是有形的,不是个真正的职业,这些网红挣的钱比他们生产的内容价值要多得多。”

因此,许多网红必须忍受明显不理解自己的身边人和社会。吕迪维娜·朗格卢瓦是一位生活方式领域的网红,在Instagram上有26.4万粉丝。她在几年后回忆说:“当时我周围的人不理解我在做的事情,让我很有负担。”2016年,她参加勃艮第小姐选拔赛,这位来自第戎的26岁女孩决定通过创建一个Instagram账户来拉票。很快,她的粉丝订阅数激增,品牌方联系她做推广。她说:“但一开始我感觉非常孤独,因为当时我很有热情,而家人却害怕我的未来,不理解我。他们和我之间产生了隔阂。”

她也会遭遇一些粉丝的恶意和带有性别歧视的评论。有人甚至会骚扰她,找到她的住址。那段时间,吕迪维娜觉得无法与她的父母甚至朋友讨论这件事,因为他们都很疏远社交网络。

网络骚扰,身边人的不理解,无法抱怨……一些网红很快陷入了痛苦的漩涡。吕迪维娜已经在托朗谷待了三年。让手机休息一下,让自己喘口气。她说:“除了网络骚扰,我还看到粉丝变少了。这让我烦躁。我就花更多时间在手机上,盯着通知,想着我能做些什么来取悦别人。这让我完全失控,孤立无援。”

拉洛认为粉丝流失是网红最深的痛。“首先这意味着不爱了,也因为没有粉丝就没有事业可言。这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未来就像建在一座沙堡上,随时可能崩塌。”最后,吕迪维娜决定创办自己的社区管理公司,“再也不依赖自己的受众了”。“这把我解放出来,我知道我不需要靠Instagram来吃饭,这样一来我就更真实,与我提倡的生活宗旨更一致。”

说到底这就是关键吗?把Instagram和TikTok变成爱好而不是职业?拉洛回答说:“也许吧。”或者至少有必要告诫新一代人先接受教育的重要性。这位专家警告说:“从事网红工作的年龄段越来越小。问题是,干这行行不通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非常弱势,和那些有文凭却从未有企业工作经历的人一样。”(赵可心译自10月10日法国《费加罗报》网站,原题为《你好,忧伤:那些网红之痛》,作者是莱娅·马比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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