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视讯(www.ugbet.us)_流动空间/大会堂:反思的角度\方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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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会堂是具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作者摄

  香港大会堂在六十周岁之际,收到一份贺礼: *** 于五月二十日刊宪,将它列入建筑的「名人堂」──法定古蹟名单,以表彰它对香港建筑文化的贡献。作为香港现代主义建筑的「掌门人」,大会堂进入「名人堂」是早晚的事,只是没想到它年仅六十就被选中,作了最年轻的古蹟。

  大会堂于一九六二年建成,是「名人堂」中唯一的二战后建筑。它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表现在哪里呢?根据古物古蹟办事处(古蹟办)的解说词,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点:第一,它是「首个向香港所有市民开放的多用途文娱中心」;第二,它是「举行多项重大历史事件(例如五位港督的就职典礼)的场所」;第三,它是「重要的现代主义建筑,引领了当时香港的建筑潮流」。由此可见,大会堂不仅有建筑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古蹟办确实抓住了要点,但问题是,他们的评述只有赞扬,而没有反思。既然建筑是立体的,那么我就从反思的角度给大会堂画一张透视图。

  首先,说一说它的建筑意义。大会堂确实是一座重要的建筑,但说它「引领潮流」就有点似是而非。「引领潮流」的建筑通常是这个艺术流派的第一座建筑,但大会堂并不是香港的第一座现代主义建筑。大会堂建于二战之后,但在二战前,现代主义建筑已经来到香港,例如中环街市和湾仔街市。那时,英国人把现代主义看作是来自德国的「外国的建筑」,心存芥蒂,不愿接受,因此它难登中环的「大雅之堂」。

  中环是香港建筑的天际线。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环的天际线仍保留着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轮廓。一九六二年,大会堂站在新填海的土地上,甩掉「旧中环」的帽子,以新的面貌做出告别过去的姿态。这个转变反映了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西方国家的老大。在建筑上,美国收编了德国「包浩斯学派」的人才和思想,成为现代主义的旗手。固执的英国人不得不放下贵族的身段,接受这种不分身份的建筑风格。年轻一代的建筑师不愿再走英国建筑的老路,而更喜欢从美国和欧洲大陆寻找新的创作方向。大会堂的建筑师菲利普斯(R. Phillips)就承认,他的设计理念来自包浩斯学说。所以,大会堂的意义不是「引领」,而是转变了香港的建筑潮流。

  其次,讲一讲它的社会意义。古蹟办说,大会堂见证了港英 *** 「肩负起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和改善他们生活水平的责任」。不过,如果让那些住在寮屋区和徙置大楼的人来写他们的建筑,见证的角度就不同了。即使让英国人来写,也未必能像古蹟办那么乐观。前港台记者白莎莉(S. Blyth)说,港人的生活状况令她想起狄更斯描写的十九世纪英国劳工的悲惨生活。前港英 *** 官员麦理觉(J. McGregor)承认:在五十至六十年代,香港「没有什么人权,有的只是生存的权利,而这要靠你自己」。

  大会堂不仅是建筑风格的变化,也反映了英国对殖民地政策的变化。二战后,英国在各地的殖民地纷纷要求独立,「日不落帝国」摇摇欲坠。为了维持殖民地的统治,英国认识到不能单靠暴力镇压,还要用「文明」收服民心。用英国陆军元帅邓普勒(G. Templer)的话说:对付殖民地人民反抗的办法「不是给战场增加兵力,而是给民心增加兵力」。于是,在统治了香港一百二十年后,港英 *** 终于想起要建一座「向所有市民开放」的大会堂。

  面对港人对殖民主义的反感和憎恶的情绪,过去那种代表帝国的古典建筑显然已不合时宜。而「国际风格」的现代主义建筑是一种抽象的、功能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万花筒,既可以给人们带来现代化的憧憬,又可以抹去某种特定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身份。不过,英国人想做的不是「去殖化」,而是「去中国化」。

  大会堂描绘的现代化愿景是美丽的,但殖民统治的现实仍是残酷的。在大会堂开幕五年之后,殖民统治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终于引发了香港二战后最大规模和最激烈的反殖运动。当年镇压「对抗事件」的署理布政司姬达(J. Carter)承认:「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暴斗争,事后被证明是香港社会发展的转折点。它使香港 *** 开始关注本地人的需要,它也是七十年代发生巨大变化的催化剂。」

  最后,谈一谈它的政治象征意义。早在筹建的阶段,香港市政局主席彭德(K. Barnett)就明确指出:大会堂「将开创新的建筑秩序──香港自己的伊丽莎白新秩序。」如他所愿,大会堂与皇后码头和爱丁堡广场在中环形成一个新的建筑空间秩序──举办官方仪式的舞台:新任的港督乘船在皇后码头登岸,在爱丁堡广场检阅仪仗队,然后在大会堂宣誓就职。一九七五年和一九八六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港时,也是在此登岸,检阅仪仗队,在大会堂发表演说。这即是古蹟办说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场所」。

  随着时代的变化,大会堂的故事也在变。近年流行的两个新观点是:一,大会堂「与殖民地的建筑不同」;二,香港建筑挪用现代主义作为「反殖的象征」。这两个观点互相呼应,可以合成一个故事:现代主义的大会堂不是殖民地的建筑,而是反殖的象征。

  我认为,现代主义建筑是不是反殖,那要看谁在用它,以及怎么用它。事实上,「伊丽莎白的新秩序」是通过建筑形象和空间序列来体现殖民统治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大会堂不但不反殖,而且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大会堂建成的时候,香港仍是「殖民地」,不会因为建筑风格变了,它就不是「殖民地的建筑」,就可以洗白了。当现代主义建筑被殖民统治者掌握在手里,由他们自上而下推行时,即使它曾有反殖的因素,此时也被抽走了,已对殖民统治无害了。

  在讲述历史建筑时,一个真实的故事比一个美丽的故事更重要。一座历史建筑即是一座小博物馆,具有公民教育的功能,因此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因为那座建筑是美的,就把它的历史和社会意义也说成美的。古蹟办如何向市民讲好建筑的故事,这也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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